古時很多國家都有流放的刑罰，流放地通常是離島或極偏遠的地方，使遭到流放的人很難返回原居或活動的地方。譬如早年大英帝國常把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亞，俄羅斯帝國多將異議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亞，日本幕府將軍則多把公卿武士流放到北海道或佐渡島、隱岐島。
至於中國，或許因為幅員太大地廣人稀的地方太多罷，流放多數時候得先按罪名輕重，決定流放距離遠近後，才決定流放的地點。
早自北周開始，流放即分為五等，從距離皇城2500里起，罪每加一等增加500里。隋唐時改為三等。
中國很早就有流放的記載，《尚書》堯典中說：流宥五刑，又說流共工於幽州，放驩兜於崇山，竄三苗於三危，殛鯀於羽。《尚書》中說：成湯伐桀，放於南巢。不過一般說來，遠古時代的流放只是零星出現。
現在看來頗為有趣的是，按《史記》記載，堯舜時期的流放地點在幽陵、崇山等四個地方，這些地方大概在今天的北京、甘肅一帶。或許在當時，這些流放地點已可算是最遠的四極了。
中國的流放制度約在秦漢時逐漸形成體制，到南北朝後期正式列入五刑，成為次死刑一等的重刑。也就是說，既然免去一死，活罪難逃，因而流放去戍邊。隋唐之際，流放制度確立，自後一直影響到清朝。
不過，並非所有流刑都是終生的刑罰。在秦朝以前，流放期限一般是十二年到無期。南北朝時改為最長六年，唐朝以後則縮短為三年。
《新唐書‧刑法志》中說，至隋始定為流刑三，自一千里至於二千里。唐皆因之。流移人在道疾病，婦人免乳，祖父母、父母喪，男女奴婢死，皆給假，授程糧。十四年，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。後犯者浸少。十六年，又徙死罪以實西州，流者戍之，以罪輕重為更限。
《舊唐書‧刑法志》則說，玄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。流刑三條，自流二千里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。
至於流放的地點，隨時代發展而不斷改變，並沒有一定。譬如堯舜時期發配到今天的北京、甘肅一帶，秦漢時期是房陵（今湖北房縣），後來擴大到酒泉、敦煌一帶。宋朝一度曾將西北地區設為流放地，沒想到正好方便罪犯逃亡塞外，不得不改為流放到煙臺的沙門島及兩廣一帶。
元明時期的流放地點選擇性更大，基本原則是把「南人發北，北人發南」，即北方人流放到湖廣，南方人則流放到東北地區。
明朝改流刑為充軍，《明史‧刑法志一》：充軍者，明初唯邊方屯種。後定制，分極邊、煙瘴、邊遠、邊衛、沿海、附近。換言之，極邊、煙瘴或邊遠的差別，只在發配戍邊的距離遠近而已。清初沿用了這套規定。
《清史稿．卷一四三．刑法志二》：明之充軍，義主實邊，……邊遠、極邊、煙瘴為五軍。清初裁撤邊衛，而仍沿充軍之名。
不過，清朝刑律規定相當詳細。附近，發二千里；邊衛，發二千五百里；邊遠，發三千里；極邊、煙瘴，俱發四千里。如無煙瘴地方，即以極邊為煙瘴，定衛發遣。流放的人限日行五十里，若三千里限二月，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，餘準是。流人每天的食物由當地政府供給。當然，犯人難免遭受解役兵丁的肆意虐待，困苦、飢餓及疫病等，都隨時可能威脅流人的性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