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書分行楷和行草兩類，是漢字書法中一種手寫字體風格。唐朝張懷瓘《書斷》中說，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，即正書之小偽，務從簡易，相間流行，故謂之行書。清朝宋曹說：謂行者即真書之少縱略，後簡易相間而行，如行雲流水，穠纖間出，非真非草，離方遁圓，乃楷隸之捷也。
劉德昇是東漢桓靈二帝時的著名書法家。《書斷》中說，他所創的行書，雖以草創，亦豐妍美，風流婉約，獨步當時。
在漢末，行書尚未普遍應用。但到晉朝以後，多數書家都兼工行書，最著名的是東晉王羲之和他寫的《蘭亭集序》。《蘭亭集序》與唐朝顏真卿的《祭姪文稿》、宋朝蘇軾的《黃州寒食詩帖》，並譽為天下三大行書。
三大行書，分別代表了三個時代的不同書風，也表現出書家的三種心境。
到東晉時，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推陳出新，在行書中糅進楷法，使之更顯成熟完善，形成一種不同於漢魏質樸書風，妍美流便的尚韻書風。這種書風與晉人風神瀟洒、不滯於物的心靈姿貌相應，追求筆墨技巧之外的生命情調。代表作就是《蘭亭集序》。
《蘭亭集序》共28行，324字，是王羲之為《蘭亭詩》寫的序言。作品抒發了書家對人世生死無常、好景不長的感慨，通篇語言流暢，不勉強藻飾、通俗自然，靈活自如。據說王羲之是在酒後寫成此作，待酒醒以後，過幾天照原文又重寫了多次，卻終究無法寫出比蘭亭集會時所寫更好的作品。
明朝書畫家董其昌在《畫禪室隨筆》中說：右軍《蘭亭敘》，章法為古今第一，其字皆映帶而生，或小或大，隨手所如，皆入法則，所以為神品也。明朝解縉在《春雨雜述》中也說：右軍之敘蘭亭，字既盡美，尤善布置，所謂增一分太長，虧一分太短。
可惜的是，《蘭亭集序》的真跡早已不存。由於唐太宗得到真跡時，曾令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馮承素、歐陽詢等人臨摹翻刻，後世只能見到摹本。今存摹本中以神龍本最著名，石刻則推定武本。
行書進入唐朝後形成兩大系統，一是延續王羲之的書風。由於唐太宗極力推崇王羲之的行書，唐朝掀起了研習王羲之書法的熱潮，形成以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陸柬之、柳公權等為代表的崇王書家群。另外一大系統則是顏真卿、李邕創新的書風，他們突破二王藩籬，開創了行書的獨特面貌。
顏真卿把王羲之行書的纖秀妍媚一變而為豐腴雄健，其代表作《祭侄文稿》與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分別代表了行書的兩種藝術風格，陽剛美和陰柔美。
《祭侄文稿》通篇23行，268字（塗去34字），全名《祭姪贈贊善大夫季明文文稿》。有書家說，此作縱筆浩放，一瀉千里。時出遒勁，雜以流麗，或若篆籀，或若鐫刻，其妙解處，殆若天造。豈非當時注思為文，而於字畫無意於工，而反極工耶。觀賞墨跡可見顏真卿生動的感情，忠義之氣和失侄之痛躍然紙面。真跡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經過魏晉的黃金期、唐朝的發展期後，行書在宋朝達到新的高峰，出現一種尚意抒情的新面目。這種書風充分發揮了行書抒情達性的功能，突出行書創作的感情宣洩，產生了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、蔡襄四大書家。他們都以行草或行楷見長。其中，最能體現尚意書風的是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的蘇軾《黃州寒食詩帖》。
《黃州寒食詩帖》是蘇軾貶到黃州後第三年的寒食節，在東坡雪堂寫成，詩帖左側有黃庭堅作跋。此帖寫的是兩首五言古詩，分17行129字，筆法自由，一掃蘇軾往日的清詞麗句，讀來蒼涼惆悵，字字含淚。許多人視它為蘇書第一。真跡現亦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明朝書家董其昌在《黃州寒食詩帖》上題跋說：余生平見東坡先生真跡不下三十餘卷，必以此為甲觀。清朝把《寒食帖》收回內府，列入《三希堂帖》。乾隆十三（1748）年四月初八，乾隆在帖後親自題跋：東坡書豪宕秀逸，為顏、楊後一人。此卷乃謫黃州日所書，後有山谷跋，傾倒至極，所謂無意於佳乃佳……，又在卷首寫了雪堂餘韻四個字。
天下三大行書可說是行書發展的三座里程碑。雖然這三幅作品的形式、風格和境界差異極大，但在行書發展的歷程中，都起了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，為中國書法藝術樹立起三種不同的美學典範，影響了後世無數書家及其書法創作。
當然，稱這三件作品為天下三大行書，難免有見仁見智的看法。譬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韓玉濤在《書論十講》中指稱，《蘭亭集序》美則美矣，但論書法與通篇的氣勢，遠遠不能與《祭姪文稿》及《黃州寒食詩帖》比評。他認為，《蘭亭集序》會成為天下第一行書，背後應有政治力量的操作。他說：王羲之晚年遭國事家事所困，加上身體疲累衰損，病痛纒身，心境愁苦，很難思慮通審的寫出好作品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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