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師鄭的部落格

赴歐觀光常會參訪中古時代留下的古堡，這些古堡多建在險要之地，有的甚至盤踞峰頂，風光明媚，堅實壯觀。其實在冷兵器的中古時代，中國也曾建有許多類似的堡壘，只是建築型制不同，規模和功能卻不輸歐洲古堡。當時，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堡壘通稱為塢。

塢，按許慎《說文》：小障也。一曰庳城也。換句話說，塢類似於歐洲的堡，而不是城。一般說來，城的規模比較大，通常具有一定的交通及商業功能，塢及歐洲古堡則不然，主要是居民為自保聚居而建，多半易守難攻。

史學家陳寅恪指出，晉代北方戰禍頻仍，進入中原的胡族統治者常喜歡大規模遷徙民眾，對各民族都是一大災難。這段期間，漢人能逃的都逃了，無法遠離本土遷往他鄉的，只得糾合宗族鄉黨屯聚堡塢，據險自守，以避戎狄寇盜之難。

《晉書》一百蘇崚傳說：永嘉之亂，百姓流亡，所在屯聚，崚糾合得數千家，結壘於本（掖）縣，於時豪傑所在屯聚，而崚最強，遺長史徐瑋宣檄諸屯，示以王化，又收枯骨而葬之。遠近感其恩義，推崚為主。

當時到處都有塢。《水經注》一五洛水篇：洛水所經有檀山塢，金門塢，一合塢，雲中塢，合水塢，零星塢，百谷塢，袁公塢，盤谷塢，范塢，楊志塢。這只是洛水流域而已。《晉書》六二祖逖傳記載了黃淮平原的塢，許多建在平地，也有的建在河上。

建塢是為了避兵禍與盜寇，理想地點當是險阻又可以耕種，有水泉灌溉的地方，因此，山頂平原及有溪澗水源處自然成為第一選擇。庾衮的禹山塢和郗鑑的嶧山塢即是。

《晉書》八八孝友傳庾衮傳說：張泓等肆掠於陽翟，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。是時百姓安寧，未知戰守之事。庾衮撰有《保聚壘議》一書，說明設塢的意義，作用及注意事項等。

郗鑑的嶧山塢類似禹山塢。《藝文類聚》九二引《晉中興書》說：中原喪亂，鄉人遂共推郗鑑為主，與千餘家俱避於魯國嶧山，山有重險。《太平御覽》及《晉書》中都有類似的記載。

這段期間，塢在北方的地位比城重要。《晉書》一二Ｏ李流載記說：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，城邑皆空，流野無所略，士眾饑困。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。李流起兵時，得靠范長生的塢資給軍糧，因為攻城略地已經搶不到糧食。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塢，因為塢的防禦功能更勝於城。

塢是土築的小障，早在西漢時，邊關已設有塢侯以防備外寇。在內亂之際，有能力的民眾自然也會聚結築堡，以求自衛。因此在王莽末年，中原地區普遍出現類似的自衛組織，通常是豪宗大姓糾集族人及賓客、部曲、鄉黨所設。

東漢建立之初，光武帝曾下令摧毁塢堡，但禁之不能絕。隨後發生黃巾之亂，各地塢堡又風起雲湧，譬如漢末田疇率宗族及附從數百人入徐無山，營平敞地而居，百姓歸之，數年間至五千餘家。

永嘉之亂後，司馬氏政權瓦解，中原荒殘，胡寇縱橫，流民群盜遍地，各地紛紛構築塢壁，有的命名為塢，如一泉塢，大柵塢；有的稱堡，如裴家堡；有的稱壁，如柴壁；有的稱壘，如白超壘等，百姓攜家帶眷歸附以求庇護。

這種自動聚合的自衛團體規模不一，多者四、五千家，少者三、五百家。有些小塢會依附大塢，結合成塢壁群，跨越郡縣，形成新的割據勢力。

每個塢都有塢主，因是宗族家長或領主而成為統治者，多半是地方上的豪宗大族，並採世襲制。為了維持團體內部秩序，一般塢堡都有自行制定的法紀條規，譬如田疇在徐無山頒行法律二十餘條及婚姻嫁娶之禮等，眾皆便之，至道不拾遺。

塢的興起破壞了原屬於政府的編戶，又因為塢是有實力的戰鬥團體，新的胡族政權一時鏟除不了這些鄉里組織，只得採行籠絡手法，與塢主合作，進而達成支配中原的目的。於是，塢主陸續出任地方守令，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統。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中原統一。

可惜的是，魏晉南北朝蓬勃發展的塢壁堡壘，經過歷史沉澱與歲月洗禮，現在已經見不到了。

2008年，為了擴建西寶高速公路，陝西考古研究院循例對徵收的土地進行探勘時，在眉縣發現一個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尺的大型燒製陶器作坊，發掘出大量具有典型漢朝特徵的瓦塊，地磚等建築材料。2010年，考古人員不負眾望，在附近找到成片的夯土遺跡，初步判定為古城牆遺跡。

這座暫時命名為柳巷城址的古堡，考古人員相信，應即是《後漢書》中提及的郿塢。

《後漢書》董卓傳中說：東漢初平年間，董卓築塢於郿，高厚七丈，與長安城相埒，號曰萬歲塢，世稱郿塢。塢中廣聚珍寶，積穀為三十年儲。自云：事成雄踞天下，不成，守此足以畢老。後卓敗，塢毁。

原來，董卓遷都至長安後，在長安城西兩百五十里處建了郿塢。《三國演義》中說，他調動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之；其城廓高下厚薄一如長安，內蓋宮室倉庫，屯積二十年糧食，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，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，家屬都住在其中。

雖說郿塢當時有三國第一堡壘的美稱，董卓卻沒能守此以畢終老。兩年後，王允和呂布合計殺了董卓，並派皇甫嵩率兵赴郿塢，滅了董氏三族，同時運走塢中所藏金銀珍寶。

史書上說，郿塢毁於北魏。有關郿塢的歷史記載，最後見於元《類編長安志》卷七，稱郿塢故基尚存。蘇東坡有詩嘲笑董卓說：衣中厚甲行何懼，塢裡金多退足憑。畢竟英雄誰得似，臍脂自照不須燈。

從出土的柳巷城址可以看出郿塢的大略規制：城牆每邊長一百六十公尺，厚七公尺，略呈正方形，四角有角樓，四面正中都有建築，但僅南面有城門。城外護城壕溝寬八公尺，深三公尺。考古學者推測，城牆除一面是城門外，另外三面應是馬面，就是與角樓一樣突出牆體，是古代城牆的一種防禦措施。

郿塢的牆厚七公尺，與當時的長安城相當；但塢內總面積只及漢朝普通縣城的幾百分之一，相去極遠。雖說在功能上，郿塢與當時風行的塢堡大不相同，但用於了解兩漢與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塢堡，應已足夠了。

比較有意思的是，陳寅恪認為，陶潛的《桃花源記》雖是寓意之文，但也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壘生活的真實寫照。

《桃花源記》作於永初二年（421），描繪的是一個沒有戰亂，沒有壓迫，自給自足，人人自得其樂的小社會，與當時的黑暗社會呈鮮明對照，是作者與世人嚮往的一種理想社會，也反映出許多人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。

陳寅恪在《桃花源記旁證》中引用《水經注》、《元和郡縣志》等，認為《桃花源記》有記實的成分，「乃依據劉裕率師入關時，戴延之等所見所聞的材料寫成」。寓意部分則是「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，並點綴以『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』等成語所作成。」他並依塢堡的發展，推論真實的桃花源應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，而不在南方的武陵，桃花源居人「先世所避之秦應為苻秦，而非嬴秦」。

戴延之隨劉裕入關滅後秦，著有《西征記》二卷，後雖失傳，《水經注》中卻多有引用。

《水經注》一五洛水篇：其山四絕孤峙，上有塢聚，俗謂之檀山塢，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，舟師所屆，次於洛陽，命參軍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，窮覽洛川，欲知水軍可至之處。延之屆此而返，竟不達其原也。

又，《水經注》四河水篇：《述征記》曰：全節，地名也。其西名桃源，古之桃林，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。《西征賦》曰：咸征名於桃源者也。《晉太康記》曰：桃林在閿鄉南谷中。

文中說的桃源和桃林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與《新唐書》也有記載。桃源在閿縣東北十里，古之桃林，是周武王放牛之地。陳寅恪認為，《桃花源記》很有可能引用戴延之溯洛水而上，至檀山塢而返的經歷。至於把桃花源移到武陵，則是因為採用了劉驎之入衡山採藥的故事。

《搜神後記》中記述，劉驎之入衡山採藥，見澗水南有二石囷，失道問路，才得還家。或說囷中都是仙靈方藥，劉驎之有意再往尋求，卻不能復知其處。《晉書》九四隱逸傳也有類似記載。

無論桃花源在武陵或在北方，在戰亂頻仍賊寇橫行的那個時代，如果沒有塢壁，陶潛恐怕也很難想像出一個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。有良田美池、桑竹之屬，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，男女衣著悉如外人。黃髮垂髫，並佁然自樂」的地方罷。